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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成外卖骑手头上“紧箍咒” 逆行、抢绿灯是常态

  在面积1.1946万平方公里的天津,这间50平方米的群租房在地图上小到难以辨认。手指摁住电子地图不断拉长放大再放大,才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小点。相较于天津市1500万的常住人口,这里的9名租户更是人口统计里易被忽略的个位数。

  这间藏在天津河西区一个老式小区里的屋子,似乎和当下的时代扯不上半点联系。但只有在这里住过的人知道,这间屋子是比任何统计和学术报告更灵敏更细微的探测器,产业的、社会的转型、人口的流动都能在这里被感知。

  这里住过刚离开农村的少年、住过失业的大学生、住过国企的员工,也住过农民工和下岗工人。宏大的政策规划和产业兴衰下,他们不断变化谋生手段,在外卖站走走停停。有人在这里干了3年多、有人睡了一晚就走、有人跟随“天价融资”进入外卖行业、也有人因“烧钱时代”远去而离开。钱,是这里始终人来人往的原因。

  眼下,屋子里住着来自天南海北的9名男骑手。他们中最年长的52岁,最小的刚满20岁。老家最近的在天津,最远的在甘肃农村。

  在均价几乎超过3万元一平方米的河西区,空间寸土寸金。真正属于他们的个人空间很少,被褥和衣服往往就是一个骑手的全部家当。但52岁的骑手黄冰更乐意把它当成一个“家” 。

  只有阳台还保留着昔日的痕迹。那些没人领走的行李和家具堆在阳台外沿,黑黢黢的,栏杆上挂着不同尺码的运动鞋。这里是整间屋子阳光最好的地方,年均奔袭3万公里的外卖骑手平均一年要穿坏6到8双鞋。运动鞋是最经济的选择。

  鞋底开裂、鞋面显出污渍的运动鞋见证了这里最热闹的时刻。一两年前,各大外卖平台的“烧钱战”如火如荼,动辄上亿元的资金投放到了这个新兴产业,只为争夺市场份额和用户。打开各个外卖App,平台大笔补贴配送费,用户享受着商业竞争带来的红利。工地、工厂、社会各个夹缝角落里的人也涌入了骑手平台,换上一双双耐穿的运动鞋,最终让骑手的数字定格在了百万人次。

  陈奇十几年前从甘肃老家来到天津。老乡要介绍这个身材壮实的小伙子去食品公司工作。到了地儿他才发现,那是一家货运公司,他的工作是搬运上百斤的大箱子,如果不搬,就饿着他。后来天津的楼越来越高,他和无数农民工成为建筑产业工人,在烈日和大雪天爬上脚手架,缝制着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外衣。可最近几年,工地越来越少,茫然之中他跟人一道挤进了外卖行业,因为这里“活多钱多”。

  他说自己是“一步一步被推到这里的”。多年的打工生涯让他明白,自己不过是一个渺小的齿轮,国家经济这台机器昼夜不停地运作前进,旧的引擎坏掉了,会有新的补上。作为齿轮一刻也不能停。唯一能做的,就是“等待下一次换工作”。

  外卖站站长常山说,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所有商家店铺。当外卖产业蓬勃发展时,他注意到许多大商家反应冷淡,常常让外卖骑手一等就是一小时。反而是许多小商家积极参与,还采用了汤面分离、设计外卖包装盒等手段,最终抢来客户,在激烈动荡的商业社会里存活。

  尽管抛下了曾经赖以为生的手艺,但陈奇认为,比起在工地干活,外卖骑手能挣得更多。这是他衡量工作价值的唯一标准。

  今年来,外卖平台不断下调配送费,五毛一块地向下降,这个男人意识到,“烧钱时代”已经过去了,外卖行业进入了新的竞争,成本控制和服务质量被摆上了台面。站里又一次迎来了人来人往的时刻,有人因为申诉无门辞职,有人因为收入降低辞职。一名跑单勤快的外卖骑手,因为过年期间突发急事提前下班了一会儿,被罚没了加班的金,一气之下离开了外卖站。他在这里待了3年。

  呈阶梯式下降的配送费暂时没让陈奇离开。他说自己没有停下来的资本,在几千公里外的甘肃老家,妻子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和老人,一块钱需要掰成两半儿花。

  52岁的黄冰也没动过离开的念头。在成为一名外卖骑手之前,他是国企员工。十几年前后,他去塘沽拉过石头填海,也加工过一次打火机,始终没能找到一份安稳的营生。后来,给银行做保洁的他在路边偶遇了一群外卖骑手,一打听收入,没几天他就成了外卖站里的“老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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